为了有效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，1934年10月底，红二、六军团约8000人挺进湘西，开辟新的根据地。1935年9月，蒋介石调集130个团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“围剿”，红二、六军团于11月19日撤出根据地。根据中央军委“二、六军团可在黔、滇、川活动”，“应以佯攻贵阳之势，速转黔大毕地区，群众、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”的指示，红二、六军团于1936年1月中旬进入贵州，开始了创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活动。于2月2日渡过鸭池河天险进占黔西，2月6日进占大定(今大方)，2月7日，在任弼时等军团首长的主持下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，2月8日，在大定城关召开的千人大会上，宣布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”正式成立，贺龙任委员会主席，陈希云任代主席，朱长清任副主席。会上，任弼时和代主席陈希云发表讲话，阐述共产党、红军、革命委员会的宗旨，号召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，参加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提出革命委员会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下，担负着抗日反蒋的神圣职责，是抗日救国的中坚支柱，是川滇黔省人民群众的抗日革命政府。主要任务是领导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，组织抗日反蒋武装，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，实行土地政策，没收地主、汉奸、卖国贼的土地和财产，分给贫苦人民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，发展工商业，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，坚决惩办一切卖国贼、汉奸、反革命分子。会上，还批准成立了“大定拥护红军委员会”临时政权组织。红军到达大定后，蒋介石惊恐万状，亲自飞抵贵阳，调动万耀煌、樊嵩甫、郝梦龄等部7个纵队9个团的兵力向黔、大、毕发起猖狂进攻。2月16日，国民党军从东、南、北三路向大定猛烈推进。为有利打击敌人，2月17日，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到毕节白花山福音堂办公。

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，发布了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》第四号，深入各地宣传群众，组织群众，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，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浮财斗争，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，如政权建设，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，黔西北大多数区、乡、村都建立了革命政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共有滥泥沟、瓢儿井、响水、海子街、鸭池、朱昌、何官屯、长春堡等8个区级苏维埃临时政权，共建立了95个乡村级苏维埃临时政权。

为了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，革命委员会结合黔西北实际，专门印制了红军对苗族侗族的标语口号：“红军是扶助苗族侗族解放的武装！”等共14条在黔西北地区和红军指战员中散发，广泛宣传党对黔西北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，规定了严格的纪律；如红4师路过彝族聚居的大定黄家坝时规定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；不许乱动彝家的灵房、神翕；过年期间群众家里的灰渣打扫后不许倒到屋外去；不许在民族聚居的村寨里打土豪。红军还帮助生病的少数民族同胞治病，给少数民族群众挑水，打扫卫生等，使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，许多少数民族同胞积极为红军带路，参加红军北上抗日。

为了巩固黔西北革命根据地，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还宣告，必须以最严厉之手段，惩办一切卖国贼、汉奸及甘心附日与勾结卖国贼之反动分子，镇压豪绅地主任何反抗之企图，肃清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卖国贼、侦探与奸细，镇压一切破坏苏维埃，破坏红军，破坏民族战线的反革命活动，并号召工农民众直接同反革命作斗争，以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。

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施政方针及革命实践活动，最大限度地瓦解了敌对阶级的营垒，孤立了反革命分子，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，有力地巩固了黔西北革命根据地，配合了红军主力的前方作战。

1984年1月，年逾古稀的肖克老将军，带着戎马千里的风尘，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意，在率领红二、六军团撤离毕节48年之后，首次重访毕节，老将军亲自为纪念馆题写了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”的匾额。

1985年，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，中央和省、地有关部门召开了“纪念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50周年”大会和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，拨专款对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大方处和毕节处进行了维修，并辟为“革命历史陈列馆”，成为毕节地区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，被列为省级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。

 

（地委党史研究室提供、张影禄摘编）